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9月30日推出：《仇士华：雕刻中国考古学时间之轴》。

　　仇士华：“碳十四是一个碳的同位素，很稀少，地球上本来没有，这是宇宙射线进入大气以后产生的后果。用碳十四方法给考古人测定年代，就是我的全部任务。”

　　仇士华，1932年7月生于江苏如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他是我国碳十四测年开创者，于1965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他的研究成果，使考古学研究建立在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年代基础之上，填补了我国史古绝对年代的空白。

　　核物理与考古，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就像两条平行线。可恰恰有些人的人生轨迹会在时代之手的推动下转个弯，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注定。91岁的仇士华和他的夫人蔡莲珍即是如此，双双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又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最后却因为“碳十四”，在考古所度过了人生大半的时光。

　　1955年，仇士华夫妇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能研究。

　　仇士华：我们属于搞原子能的编制。钱三强是从法国回来的，近代物理所是他建立的，后来要组建原子能研究所，所有的组织工作是他一手搞起来的。

　　正当两个年轻人信心百倍地向原子世界进军时，命运却突然发生转折。1957年的，仇士华、蔡莲珍因为一张“大字报”，被逐出了实验室。

　　彼时，大洋另一端，一种崭新的科技考古方法——碳十四测年法正在被广泛运用。碳十四是碳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由于其半衰期长达五千多年，且广泛地存在于有机物体内，因此可以根据死亡生物体内残余的碳十四成分来推断它的存在年龄。正是基于此，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化学博士威拉得·利比发明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并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项发明被誉为世界考古学上的一次。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最先关注到碳十四测年技术。但是，“衰变”“同位素”，这些科学名称考古所许多人连听也没听过，建立实验室，谈何容易。为此，夏鼐到处奔走，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偶然听说仇士华、蔡莲珍这对青年夫妇的遭遇，他们的学历和水平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合适人选吗？

　　仇士华：没有在原子能所的学习，要搞碳十四是不行的。碳十四建立的基础是核物理学，而我们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就是搞核技术的。

　　蔡莲珍：钱三强说，他们俩已经结婚了，是不是要调就调两个，两个都是学物理的，就一起调过去，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去了考古所。

　　这次艰难的人事调动原委和夏鼐三番五次地游说，仇士华夫妇是多年后才得知。他们永远记得，1959年2月，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入考古所的四合院时，夏鼐先生所给予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温暖。虽然有了新的科研生命，但摆在仇士华、蔡莲珍面前的显然是一项复杂、繁难的科技工作。

　　仇士华：他就把利比写的这本书给了我们。这本书写的是1955年的事，我们到考古所已经是1959年了。在测量技术方面，上世纪50年代发展得很快，我们知道利比讲的已经是比较早的事了，而且他的方法效率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不能光是看这本书，还要看其他西方的文献。

　　当时国内没有参照的实验室，没有这一类的仪器工厂，市场上无线电元件也不齐备，就连考古所办公室都要靠仇士华、蔡莲珍自己烧煤炉取暖，更谈不上实验室的条件。面对硬件上的一片空白，怎么办？

　　蔡莲珍：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说干就干，搞物理学的就是干这些事情。没有仪器，我们自己做仪器，没有元件，我们自己做元件。

　　仇士华：另外，在国外也买不回来，什么也没有。这些细节，没有一条路走得通，要搞出规划，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去做。

　　蔡莲珍：是的，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这一套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这是屏蔽室，这是计数管，计数管买到的是半成品，还要自己加工的，变压器都是自己绕的。

　　于是，仇士华夫妇从裁剪硅钢片、绕制变压器开始，一个仪器、一个仪器的研制。不懂的就学，不管是电工、金属加工，还是焊工、玻璃吹制，各种技术都是自学成才，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蔡莲珍：所有的变压器都是让我绕的，粗的有一毫米，细的只是零点几毫米，很细的，像头发丝。最后细得我都绕不了，怎么也进不去，就让他来弄，他一顿“乱弄”给塞进去了。他骄傲得不得了。所以干这个活是很苦，可是我们很快乐，两个人在实验室里，你逗我，我逗你的，有时还吵架。我们就是苦中作乐，做的工作都有新的成就和收获。

　　夫人讲述时，仇士华始终挂着笑容，默默倾听。如今可以笑着回忆的往事，当时却饱含苦楚。科研艰苦，生活更加不易，实验室就是家，女儿都要跟着他俩住在堆放器材的库房里，仇士华甚至连床都没有，只能睡桌子。

　　蔡莲珍：有一阵子我们还住在库房里头，他睡在库房的长桌子上，我跟我女儿就住在小床上，小床底下都是器材，本来就是放器材的库房。苦得要命，我研究的时候很头疼，可是一旦发现点新的东西，就很快乐。

　　到了1962年，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努力，我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终于可以全面试运行，仇士华夫妇满心期待着实验结果，紧张又兴奋。可谁知，结果出来，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误差太大，无法用于测年。仇士华夫妇没有气馁，而是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实验。

　　仇士华：我知道在哪些地方出什么问题。屏蔽不够，我把它改善、加强了，然后计数管我做大一点，这不就加倍了吗？仪器各方面都改进了，这样到了1965年下半年，第一个数据我很有把握，误差完全合格。

　　从无到有，历时六年，实验室终于建成了，但是碳十四的研究成果怎么才能让考古学家认可呢？他俩想了个好办法，那就让考古学家把他们已知年代的文物样品拿来做碳十四测定，看看测出的结果和文物的年代是否相符。

　　盲测开始了，对考古一窍不通的仇士华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他选了三个样品，仔细测试、精确计算，得出的三个数据，全都在文物专家已知的年代范围之内。实验终于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应用水平。仇士华、蔡莲珍如释重负。

　　蔡莲珍：我们两个人总算把数据做完了，去北海公园散步。我们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到公园里走路走不动，累到这个程度。自己做工作的时候不知道，感觉不出来，一歇下来，感觉很疲倦，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成功建立，此后一系列测年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数以千计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各区域史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得以建立。夏鼐先生曾评价说，因为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进入了新时期，从此中国考古学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

　　1996年，投身科研半生的仇士华夫妇终于退休了。本以为可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的他们，却又被求助人找上了门。不过这回的难题可不一般，是历时两千多年都没有破解的“武王伐纣”年代之谜。

　　那一年，国家立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工程集中9个学科12个专业的200多位学者联合攻关，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和西周年代学年表。

　　仇士华先生的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雪莲：“武王伐纣”是发生在商周之际的历史事件，标志着商的结束，周的开始，是商周的分界线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伐纣”的年代形成了至少40多种结论，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了112年。

　　即便已经掌握了碳十四测年技术，但要想精确测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却并不容易。张雪莲说，因为按照以前的碳十四测年方法，误差在所难免，不适用“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精度测量的要求，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方法。

　　张雪莲：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及反复的实验研究，仇先生认为，通过采集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得的系列样品，测定碳十四年代，之后把获得的数。